8岁的陶南宏身材瘦小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一套军大衣穿在他身上快盖到了脚。管带说，因为太小，队里的同学要轮流照顾他，行军的时候，走一段就让他上车。但在队伍里，他却坚持和大家一样列队、“站桩”，敬礼的时候尤其认真。

　　学生们宿营的大卡车，里面用木板隔为上下两层，铺着简陋的军绿色被褥，还有一些书和行李。衣服就晾在车里。车内空间很狭窄，学校的管带说，一辆车内要睡20个学生。

　　学生们行至郑州时，天气已十分寒冷，于是集训中多了一项原地蹦跳的内容，用以防寒。他们背后的标语是“一千公里定人生，人生必须这一课”。

　　晓冬　摄影报道

　　专择［差生］录取

　　没有教室，没有课桌，没有宿舍，六辆卡车，两辆面包车，一辆餐车，组成一个［大篷车］式的学校

　　老师称作“管带”

　　学生最小八岁，最大十六岁，不分年级统一生活

　　一个父亲的教子经历，竟引出了一种颇具争议的教学方式

　　这130多名穿着军绿色大衣的孩子，来自全国各地，最小的8岁，最大的也才16岁。他们不分年级，吃在车上，住在车上。2004年10月18日，他们以步行的方式，从江西九江庐山脚下的翠竹山庄出发，穿过湖北，11月25日，进入河南郑州，引起了路人的好奇。据带队的人称，他们的终点站定在河北省西柏坡，整个行程2500公里。

　　这个点子，是由44岁的徐向洋想出来的。他插过队，当过兵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曾在一所职工大学任教。他之所以创办这间行走学校，并实行“择差教育”，完全是因为他的宝贝儿子。儿子小学六年级时，在一次考试中，数学成绩居然只有10分，结果得了一个绰号：“徐十分”。听到这绰号，徐向洋十分生气，干脆让儿子退了学，自己承担起教育儿子的责任。经过细心栽培，儿子的艺术专长得到发挥，去年，被南京晓庄学院艺术专业破格招收。

　　儿子的变化，坚定了徐向洋的一个看法：很多被戴上“差生”帽子的学生，其实并非不堪造就，只要帮助他们切实改掉身上的毛病，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毅力，同样可以成材。

　　受人之托，他又尝试着对邻居家的几个“差生”和“问题孩子”进行教育，成效显著。于是，他索性办起了训练班，专收“差生”和“问题孩子”，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，又触发了他的办学念头。几经努力，“淮安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行走学校”开办了。

　　1996年，行走学校创办初期，只是在江苏省内进行行走式的军事训练；2003年，开始有了跨省的行走。学生们从江苏淮安出发，登临泰山，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攀登雁荡山、井冈山、韶山……

　　几年来，他的行走学校在社会引起了一定的反响，有赞扬，也有贬斥。

　　行走学校虽然称为学校，但没有开设语文、数学等文化课程，学生们上的是体能训练课程。学校进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，没有老师，管理学生的工作人员一律称为“管带”；也不分班级，只是按照学生受训时间的长短和体能状态，分为四个纵队。由于不按年龄划分班级，常常出现身高1米8的和身高不足1米的学生同队的可笑情景。学校没有固定的地址，也没有固定的学生，学生可以跟随学校行走一个月，也可以走完全程。“管带”李广德表示，学校在行走，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断地向前行走。

　　很少见到雪的孩子到郑州后遇到第一场雪，兴奋地打起了雪仗

餐车能提供馒头和稀饭

　　不同声音

 　　正方

　　徐向洋认为，“没有吃苦的教育是一种残缺的教育。”被送到他这儿的“差生”，就像一匹脱缰之马，已经不能被正常驾驭。一般的人，一般的方法，对他们来说都只是“家常便饭”。因此，只有类似于佛教中禅宗的“棒喝”，类似于中医的“猛药”，才能让他们悬崖勒马，恍然大悟。

　　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说，行走学校就是陶行知所极力倡导的“生活即教育，社会即学校”。

　　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周德藩对此评论说：“在人的一生中，有这么一段时间专门用来走路太难得了！”

　　反方

　　“孩子们还这么小，还在义务教育阶段，这样休学训练对孩子有好处吗？”

　　“这样是在瞎胡闹，不论学习多差，学生都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。学习有自己的记忆、遗忘规律，虽然学生练出了铁脚板，但如果回到学校反而不适应了，那岂不成了一种悲剧？”

　　国家的工读学校，实际上已具备了“教育差生”的职能，这种学校是多余的。

　　对学生采取如此严厉的军事化管理，是不是有点“过分”？尤其是那些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，显然与现行的教育法规背道而驰。

　　孩子们住在马路边及野外，夜间休息时的安全也不容忽视。法律界人士质疑，如果按照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的原则，学生露宿发生意外，学校也要承担相关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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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全国少工委的一项统计，在我国现有的3亿学生中，被老师和家长列入“差生”行列的已达到5000万人，也就是说，每6个学生中就有1个差生。这一总数相当于1个法国、10个瑞士或是100个卢森堡的人口数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已刻不容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