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３０年前的高考，人们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之余，也不会忘记那些促成高考恢复的幕后英雄，从今天开始，本版将推出亲历者的访谈，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    旁白：１９７７年，对于林川和蔡明错而言，是紧张的一年，大会小会开了不下百次，政策的反复、与会人员的意见分歧、组织工作的复杂繁琐，令他们时刻处于战斗的状态。

    十年停招一朝恢复

    蔡：１９７７年，刚开始，上面传来的消息是仍然按照推荐的老办法上大学，谁知过了２个月，邓小平又提出，还是恢复考试制度为好。于是，我们开始重新组织报名考试等工作。

    （旁白：１９７７年６月底，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，基本沿袭按推荐的老办法，招收“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”，“群众推荐”，坚持“阶级路线”。１９７７年８月中旬，教育部在北京重开招生会议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，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取消劳动两年限制，恢复考试制度。）

    林：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，为加强招生工作的领导，省革委会决定成立省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，吴南生任主任，我任副主任，兼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地点在省高教党委，委员会有２０人。由于１０年停招，一下子恢复考试，不仅考生人数规模巨大，而且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，考场的分布比较分散，因此，我们需要的组织统筹的工作人员特别多。，我们从高等院校等单位抽调了一些政治好、业务强的党员教师和干部组成招生工作组。当年１１月初，派赴各地参加招生工作。

    蔡：我是１９５９年开始在省招办搞招生的，之后由于“文革”，大学停止招生考试，在这段时间到１９７７年前，我先后在基层干校和广州外语学院工作过。到了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，林川副主任把我从广州外语学院抽调到省招生办公室工作。

    录取如何择优引发激辩

    （旁白：考试招生的大政策确定下来后，广东省委召开了科学教育工作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市、海南行政区、各地区（自治州）、各县、市党委主管科教工作的负责同志，科教办主任，科技、教育局长共５００多人。会议的第一阶段，大家学习了党的十一大文件，学习了邓小平对科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；第二阶段讨论当年大学招生问题。）

    林：当时，我们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讨论得比较多，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“如何理解择优录取”这个问题。大专院校有的同志说，现在强调文化考试，择优录取，是否意味着把文化考试放在首要地位，以考试成绩为前提，这样，怎样与过去批判过的“分数挂帅”、“认分不认人”划清界限；先进行文化考试，后进行政审，这与“智育第一”如何区别？有的同志说，择优就是根据文化成绩高的录取，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，认为择优是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录取好的。有的同志则说，择优就是录取总分高的，有的认为报考的专业单科１００分，总分比较低也可以录取。

    还有的同志提出，如果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，知识分子的子女肯定比工农子女录取得多，可能城市比农村多，有的地方，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一个也录不上，这是否要规定个比例。

    小学生竟被推荐上大学

    林：１９７７年是整个教育事业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的关键一年，由于之前高校招生采取的是推荐上学的政策，导致一大部分生源科学文化素养比较低，因此，在实行新的招生制度的时候，考试内容应体现整个社会对人才的需求。

    蔡：我在广州外语学院工作的时候，１９７０年，该校恢复招生。我们当时把招进来的学生叫做“小大学生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分学生基本还没完成高中学业，更多的是初中生，有的甚至仅是小学生，有个别学生甚至连２６个字母都念不全。这批次的学生学制为５年。

    （旁白：据有关资料显示：中山大学对７个系２０个专业１７６４名毕业生的业务质量进行了调查，未达到教学计划要求的２２６人，占毕业生总数的１２．９５％。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对１９７６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查，出了１２道初中一般水平的数学题，结果错了６题以上的占８０％，几何题基本上没有人做出来，有的连高小的四则运算都不会。）

    林：作为中断十年后恢复的高考，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有很多特别之处，其中最特别的是开卷考试。

    蔡：尽管报考人数很多，录取比例比较低，但考生的心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，由于是开卷考，不少考生觉得考不上回到工厂里工作也无所谓。当年的招生考试由广东省统一命题，统一考试时间，统一标准评卷。考试的科目并不多，报考文科的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史地；报考理科的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。文理科不能跨类填报，但无论是报考文科还是理科，都可报考外语专业，前提是加试外语。

    儿子高考招办主任“保密”

    林：当年一下子报考的人数近９０万人，“文革”十年百废待兴，学校校舍、师资力量非常单薄，考场怎么设？监考怎么弄？当时非常头疼，连觉都睡不好。我家都基本成了一个办公室了，整天来汇报工作的人络绎不绝，处理紧急情况通常也是在家里进行。如当年在试卷转运过程中，听到海口那边有试卷袋出现破损，我们在广州的工作人员非常紧张，连夜打电话去核实情况，并且还向各地招办严加叮嘱，千方百计一定要保证试题不泄密。后来发现，海口试题泄密是虚惊一场，我们才稍微定下心来。

    １９７７年，广东５３万人参加高考，最后只有８０００多人能上大学，竞争的激烈远非现在所能想象。我的小儿子也是１９７７年参加高考的，当他被华南理工学院录取时，大家才知道我有一个孩子也参加高考。当年由于我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，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家里也有个高考考生，免得带来不必要的误会。我也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走过后门。

    当时有３００多名考生上线，但没有被录取，我为这些考生感到可惜，于是找来广东各所院校的负责人，开了三天会，终于把这些考生都录取“消化”了。